有了这个前例，无论是韩绛还是吕公著，不管是范纯仁还是吕大防，都在这《三朝宝训》的编纂过程中，大量采用了符合他们意识形态和立场的民间故事。

好多事情，甚至是直接拿着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以及其他旧党士大夫大臣的私人笔记里的故事照抄。

所以，后来李焘写《续资治通鉴长篇》的时候，看到那些留下来的各种《宝训》、《圣训》的资料，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他发现，这些《宝训》、《圣训》上的好多事情，实录找不到，国史上也没有记录。

甚至连年月日都模糊不已，只能勉强靠着谈论的君臣来推算大概年月。

赵煦当然也不会惯着这些士大夫们。

新闻学嘛。

搞得好像他不会似的。

和尚摸得，贫道自也摸得！

“所以，太师，朕这是在循祖宗之法，用祖宗爱民为本，以天下为先，社稷为重的理念，来行祖宗‘重牧宰’、‘体大臣’故事。”

说着，他就开始背起来了，他自己摘抄的那些片段。

大体上都是仁祖如何、英祖如何、皇考如何。

其事迹也都是，三位先帝，重用、亲近并信任大臣，放手施为，最后在这位贤臣、能吏辅佐下，终于将某某地区的叛乱镇压或者灾荒安定下去。

其中，甚至还有文彦博自己的故事。

“仁祖庆历中，贝州兵变，天下震动，仁祖叹曰：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日日上殿何用？”

“时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为枢密副使，闻而慨然，乃乞见仁祖，奏以贝州之事，述安民平乱之策，进抚赏大军之言，仁祖乃喜，曰：朕以军国托付爱卿矣！乃拜宣抚使，出平叛逆……”

文彦博听到这里的时候，终于知道是哪里不对了。

因为这位官家，在逆练‘三朝宝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