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普希金：

亲爱的亚历山大，我得告诉你一件很不幸的事，由于我的痔疮未愈又加上了感冒伤风，现在我的脖子上缠着厚厚的围巾，像是马颈上的轭。医生告诉我：从种种情况看来，这场病要把我关在家里一个星期。不过即便如此，我也决定不要空等着。你知道的，自从基辅大学筹建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我就一直希望到那里的俄国文学教研室工作，马克西莫维奇也想在基辅大学谋个世界通史教席。

我心里想着：到那儿去！到基辅去！到古老而美丽的基辅去！它可是我们祖国的发祥地。我能工作，我会全力以赴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也感到恐惧。也许，我会一事无成的。彼得堡让我感到厌倦了，或者最好这样说，我讨厌的不是这座城市本身，而是它那令人诅咒的气候。这气候实在折磨，尤其是对我这样罹患了痔疮的人来说。

如果我和马克西莫维奇都得到了基辅大学的教席，那该有多好啊！我们可以去做出许多好事，更可以在那么美好的地方去开始一种新生活的！那里可以恢复体力，可以让精神焕然一新。难道这不是一件天赐的大好事吗？但令我发窘的是，如果这件事不能得偿所愿该怎么办呢？

三年前我本可以谋得别人向我推荐的莫斯科大学教席，但当时的教育大臣利文却是个没远见的家伙，没人重视我们的工作，这真是叫人伤心。不过新的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可是个行家里手，我心里充满了信心，如果我能有机会讲讲我的计划，那么在乌瓦罗夫眼中，他会把我同充斥各大学的那群萎靡不振的教授们区别开来的。

为此，我还特意拖着病体跑了一趟基辅。我想着，我应该与基辅督学布拉德凯好好谈谈，毕竟他向教育部递交的呈文大概会比我们在彼得堡瞎张罗更有用。但令人懊恼的是，我在那里碰壁了，布拉德凯连我的面都没见，他估计以为我是从哪个穷乡僻壤来的穷酸文人。我可是一个有八等文官官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