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地方上的势力，盘根错节的情况下，很难说不会被利用。不管是基层干部的好大喜功甚至说阿谀逢迎，还是说民间资本通过各种手段来间接操控，一旦出现重大挫折，造成的农村财政危机，终究是要地方政府来兜底的。这里面风险非常大。”

“你那是从全国的普遍性来考虑，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但是从地方特色出发，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就以大桥镇为例好了，两年半从还存有绝对贫困农民的乡镇，直接提升到了相对富裕的水平，这其中的核心，就是‘大桥产业园’让出了一部分议价权。”

魏刚烧了一支烟，顺便也掏了一支甩给对方，“那么从这个例子出发，我们先不要管张浩南的个人主观意愿究竟是怎么样的，只从现实来看，就是要约束好资本家的议价权，而怎么约束？这是不可能够指望资本家良心的，要创造一定普遍性的条件，对地方干部的水平提升，才是重中之重。”

两人说话很快，而且都是方言，所以双方的秘书都是一边记录一边翻译，但大体上都认可一件事情，《关于农村生产要素入股的一些尝试》这篇文章，是在隐晦地提升农村农民的谈判地位。

而为了琢磨普遍性的推广可能，两人最后也达成了一致意见，最终还是要提升干部队伍的素质，尤其是基层干部。

两人都是人老成精，年轻时候也都在基层折腾过，基层什么鸟样，他们是很清楚的，在“熟人社会”中，基层干部和基层豪强搞不好就是一个姓一个爹甚至是一个人。

从现有的技术条件来说，想要推广，只能赌基层干部有没有理想，这是不合适的。

最终又是回归到奖惩措施上，而上级单位设置奖惩机制，百分百会被聪明人利用。

最后，魏刚说道：“照我看，还是老规矩，树典型，搞带头效应。有能力有想法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成了最好，不成，至少没有祸害整片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