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和朱翊钧讨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个问题大明皇帝和元辅，是有些理解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的问题可大可小，真的被贱儒逮到了机会，就会把这个差别，不断的挑唆为对立。

皇帝和元辅对立起来，对大明国朝十分危险了。

朱翊钧终究是被张居正说服了，或许张居正是对的。

有些政治构想非常美好，但是落到了实践中，却是黄鼠狼进鸡棚，一地鸡毛。

或许就像张居正说的那样，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

朱翊钧忽然想到了王谦，王谦交朋友，从来不看钱，因为他知道，没有人比他更有钱、更阔绰。而皇帝，是唯一一个，没有自我之上之人，他可以一览众山小，一视同仁的看待自我之下的所有阶层的人。

张居正的主张得到了逻辑闭环，因为没有自我之上的人，所以自我之下就可以一视同仁，那么皇帝就可以站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上，相对公正、公平的看待国事，进而做出决策，如果皇帝昏聩，也因为广泛存在的纠错力量，不至于大明的国势以一种过快的速度滑落，将政权延续足够的时间，获得一个新的英明君王几率变大，再次积累足够丰厚的家底，再次滑落。

将君父、君国、君师完全区分看待，看似更加符合万物无穷之理，可是这样一来，皇帝又如何站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去相对公平、公正的处置国事呢？

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选择了难得糊涂，因为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权力只要下放，必然会被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遮奢户所霸占，权力过分的分散，就是诸侯割据，藩镇乱战。

张居正反对皇帝区分君父这一概念，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

朱翊钧对张居正的观点选择了认同，而后的讨论就不再那么严肃了，大明皇帝开始大倒苦水，满腹牢骚的抱怨着潞王朱翊镠的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