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曲解，还不如直接当做帝王书，束之宫廷高阁，仅供皇嗣使用。

因为对立和统一这种哲学观点，本身就很难被人接受，如果有必要，可以在翰林院进讲，没必要天下官刻。

这也是张居正的意见。

“所言有理，但是先生也说过，矫枉必过正，既然要矫正，那就做吧。”朱翊钧认为王国光说的很有道理，可他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想法，而是要继续推行。

朱翊钧在很多时候都要比张居正更加激进，而朝中最激进的则是谭纶，尤其是新政变法这件事上，朱翊钧比张居正更激进，做事更加大开大合，讲究大水漫灌。

这就是现在廷臣们的局限性了，他们没有行之有效的手段，来限制大明皇帝的决策。

事实上，整个大明朝都没有这种纠错机制，内阁和六科给事中的确可以封驳皇帝的诏书，这就是刚才王国光做的事儿，他在反对皇帝的政令，若皇帝选择一意孤行，那就只能顺从。

这是个君君臣臣的帝制天下，王国光能够站出来跟皇帝顶两句，已经是用尽了全力。

而张居正作为帝师，却可以有效的限制住皇帝的一些决策，这是特殊时代背景，也就是主少国疑之下，张居正作为实质性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可以做到。

可惜，张居正人在西山摸鱼，主打就是偷懒，皇帝真的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再出来收拾也不迟。

朱翊钧的政令最后在没有人反对、也没有太多赞同的情况下，通过了廷议。

谭纶摸出一本奏疏说道：“直隶巡按御史郭思极弹劾川沙把总任贤，隆庆年间在苏州卫任职时，侵吞军需，此为隆庆四年旧案，当时任贤此人在苏州做镇抚，侵吞军需折价三千五百两银。”

“当时就有御史弹劾，任贤脱罪，不久升转把总，郭思极摘发其事，请朝廷问责查探。”

这是隆庆四年的旧案，任贤侥幸逃脱问罪，不是逃跑，而是因为任贤走了戚继光的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