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钧用一年两千万块盐税的承诺，得到了内阁的全体支持。很快一份盐务改革的奏折递到内阁，内阁拟票后经司礼监呈到了总理处。

总理处的三位顾命大臣本就是内阁成员，对这位内阁全体通过的折子自然是全部通过，交司礼监批红之后发回内阁再转交六科。

对于这样一个内阁、司礼监、总理处和六部全都通过的奏章，而且还是来自辅政大臣刘钧的奏折，六科没有人驳回，最终一致通过，交中书拟敕明发天下。

“六科的这些给事中这次居然如此听话？”刚从辽东入京的傅山有些惊讶的对刘钧道。

“并不是如此。”刘钧笑笑，六科给事中算是大明的特产，比起都察院的御史们，这些人更难缠。六科每科有掌印的都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另外六科还有四十名给事中。这群人可不简单，虽然都给事中才正七品官，给事中才从七品官，算是官品中的底层。

但这些人却几乎都是进士出身，且都以年轻新进官场的进士官员出任给事中。

在明代，随着理学的复兴，明代的文官们将理学奉若神明，视名节重于生命，各个自比卫道士。除了四书五经，他们鄙视一切学识，除了科举出身的官员，他们也鄙视一切它途出身的官员。

正是在这种影响下，明朝的诤谏之风日甚，言官们不怕受罚，不昔辞官，也要拼个鱼死网破，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真理。而到了明中期以后，这种重名节的风气，又渐渐演变为把声誉当成一种政治资本，原来单纯的诤谏动机，也变得复杂。

许多人都只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已，言辞惟恐不夸张。动不动就凭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极尽耸人听闻，夸大其辞之能事。

他们已经不再如明初前辈们一样，并不关心所论是否属实。在意的只是能否凭尖利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悚人耳目，一举成名。对其惩罚反而倒成全其美名，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