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五原、朔方是也。其夷狄之民困穷，乃有禽兽之性，无日不望得中国之土，然得其土而不知稼穑，遂更使中国困穷也——斯乃夏变于夷，今之五原、朔方是也。

“是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为诸夏无君，而礼仪是在；夷狄无君亦可教化，若有君必成禽兽矣！”少数民族不抱团儿，咱们就容易同化他们，一旦抱团儿甚至立国，那就危险啦——“吾前请魏王分析匈奴、乌丸各部，即为此也。”

传统中国人看待外族，鄙其落后，恨其侵扰，观点都是同一的；但对待外族的态度，却往往走两个极端：一是以为外族既然落后，那便不足为中国之患，只要教之礼仪，必能同化；二是以为外族不可教也，必须明确“华夷之分”，严防死守，才能保证中国的安靖。

就这个年月而言，大一统的强大王朝虽然已经走向没落，终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外族尚不能威胁其腹心之地，基本舆论还是倾向于前一种态度的。所以这时候的中国人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能力，但同时对外族入侵缺乏足够的警惕心——“以为读经识礼，服中国之章，即为中国人也。而不知所滋育者不变，是终不能中国也。”

其后“五胡乱华”，第一个掀起反旗的刘渊，那就是相当汉化的匈奴贵族，史书上说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尤好，略皆诵之，、诸子，无不综览”。然并卵，只要他的部族还没能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绝大多数匈奴人都没有中国化，刘渊一旦回去，立变匈奴单于，而非中国君主。

中国人必须经历多次惨痛的教训，才能明白这一道理，比方说“五胡乱华”，比方说“安史之乱”，比方说残唐五代，所以到了宋朝，相关华夷的思想倾向就逐渐右倾，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导致了明、清两代总体思潮的全面保守，活力渐丧。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相对此一倾向，是勋尚无需赘言。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