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短浅之辈总是占据了主流，召蒙古八旗再次入关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不相信现在的清廷属于外强中干，坚信“满万不可敌”的神话。至于蒙古人需要的粮草辎重，关内如此富饶，让他们自取就是了。

蒙古人对于打劫这种事也是驾轻就熟，实际上还是满洲人的老师。在满洲崛起之前的数百年间，蒙古人一直在从事这个行当。

崇祯十八年的秋天，这些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子孙再次踏入关内，却有些受骗的感觉。

好东西基本都被满洲人抢占完了，更悲剧的是，满洲人占据了那么多村落土地，竟然还不管饭。

有些蒙古部族不敢得罪满洲人，怀着一腔怨气又回塞外草原去了。有些蒙古人却是毫不在乎盟友的利益，即便是满洲人的村子也一样放手劫掠。满人虽然不满，但真正受苦受难的还是汉人。

这无疑是帮了朱慈烺的大忙，越来越多人的参与到义军队伍之中，为官兵引路报信。

《虎贲报》和《皇明通报》开始借此机会宣扬“民族国家”的概念，灌输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

朱慈烺曾经认为民族国家是二十世纪产生的政治概念，与效忠帝王和帝室的传统国家不同。然而穿越之后，他才发现社会科学果然不可能和自然科学一样做到精确分割。社会主流思潮之下，还隐藏着各种暗流。

在主流还是效忠皇帝的时代里，早就有人高呼自己是“国家之臣”而非“一姓之臣”。而且儒家强调的效忠君主，是有条件的效忠。一旦君主失去了被效忠的条件，就成了“独夫”。这也就是孟子对汤武革命的看法：闻诛一夫，未闻弑君。

如果回顾整个大明的政治生态，正是这种忠臣与国家天下之臣的矛盾性格，让皇帝与文官集团屡屡爆发“战争”。

华夏的忠君传统已经浸淫到了骨子里，不需要朱慈烺再刻意灌输。面对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