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失公允,但澶渊之盟的外交成果,是以宋军在澶渊之战中获得相对优势为前提的。如果澶州之战宋军一败涂地,等待宋朝的就将是灭国之灾,而绝非一纸盟约,这一点在不久后的宋金之战中就可能会以最残酷的方式验证了...

如今赵佶登基,蔡京上台,把持朝政十余年,就就施政方针来说,两人也号称推行新法,但与神宗、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同中有异乃至形同实异,茅台酒的瓶子中装的却是自家酿的小烧。

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并有利民便民的考虑。当时不少人都认为:王安石“其本心yu救民”。就连对新法颇有异议的苏辙也承认:“介甫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yu破富以惠贫。”而赵佶、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则在于“始求羡财,以罐费”。即搜刮民服民青,以满足皇上及其宠臣极度荒yin的生活所需。

蔡京与王安石不仅个人品质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针形同实异,他所推行的崇观“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称。蔡京虽然敢于改动祖宗成法,但当改者不改,冗官、冗兵现象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国家财政供养的官员近五万人,军队达到了百万,强干弱枝的传统国策本应加以调整,可是蔡京等人依旧萧规曹随,以致‘州郡遂ri就困弱’;而不当改者又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涌现出外戚宰相,兄弟宰执,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为了粉饰太平,赵佶、蔡京也曾实施过一些貌似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

赵佶、蔡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并且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可这批钱物除供赵佶挥霍而外,又被各级硕鼠大量侵吞,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yu,渔夺百姓,无所不至,这些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至于其效果,当时人有评论:“祖宗法惠民,熙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