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虽比不上国共两党时的‘清党’那样血淋淋，但是也是极其残酷的。

此事的缘起是神宗年间的煕丰变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受到了以司马光为一拨人的阻挠。起先是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占了上风。主持工作，司马光罢职回家。但是神宗一死，哲宗继位，高太后听政期间，以母改子，打压王安石，起用司马光，尽废新法，称为元祐更化。

俩人曾是朋友，可变法使他们成为政敌。尽管如此。他们所争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只是治国方略的出处异同，对对方的人格才学仍抱着充分的尊重。在坚持自己政见上，他们都过份自信和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并以为自己这么做都是忧国忧民。

王安石和司马光他哥俩儿都是君子，但作为政治家，处理问题却过于绝对化，看事情非白即黑，用人非新即旧。迫使朝臣们一次次站队。到了变法后期王安石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得反对人士；而司马光对新法缺乏分析，不分是非，全面否定，一切复旧。大有矫枉过正之处，最终演变成一场情绪化的清算运动。

这一期间的许多人事。新旧党之间的党同伐异，旧党内部洛蜀朔党的杯葛恩怨，高太后与宋哲宗祖孙之间的龃龉隔阂，到绍圣绍述时都搅成一股逆反的合力，以更大的势能喷发出来。如果说，熙丰变法还是旨在解决国家社会问题，但元祐更化反而使这些国家社会问题治丝而棼，谈不上是政治改革，在经济政策上旧党也毫无积极的建树，结果只是或正或反的给当时的国计民生留下了种种问题，影响到其后的政治局势与历史走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哲宗死，赵佶继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打击反对势力，又来了个大调个，重新起用新党，打击旧党，而主持此时的蔡京更狠，不但将正牌的保守派划进了元祐党，连自己的政敌一律贴上元祐的标签，将事情扩大话。从赵佶执政初期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