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应该是自己出头的时候。好在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把舵手的位子，让给更合适的人——只有具有大勇气、大气魄、大智慧者，雷厉风行、威严果敢的行此大刀阔斧之事，方能开一革旧布新之局，放眼朝野，沈默认为高拱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才会毫无保留支持他。

而能否进行改革，改革能否奏效吗，成败的关键就在于用人。因此整顿人事就成了当务之急。这件事让高拱来做，真是最合适不过。他可谓第一流的吏部尚书，一到部，便立即召开全体司官会议，没有寒暄，没有废话，一上来就亮出了手中的宝剑。

他首先严厉批评了二百年来实行的，徒具形势的人事考绩制度，认为三年一考，三考才论黜陟，而九年之间，官员有因死亡、丁忧、事故而去职的，亦有因仕途顺畅而一升再升的，既难久任，如何可以在原职九年而待三考？因此，所谓考绩云云，便成为只有升而无降，是‘考绩黜幽之典废’。更荒谬的是，每当考察之时，所发落的官员之数，前后不相上下，其数未足则必找补，其数已足即不复问。高拱犀利的质问一干吏部官员道：“天下间岂有六年之间，不肖者皆有定数？可知不过是有人为了苟且了事罢了！”令一干官员羞愧难当。

但高拱从来不给渎职者面子，他进一步指出道：“即使那些被认定为不肖的官员，吏部也不过是苛求隐细、虚应故事；而真正大奸大恶者，却不敢问而佯作不知，乃至颠倒黑白，反称高洁。这样的考察，不过是‘纵虎狼于当路，觅狐鼠以塞责，此人心所为不服也！”

针对以上情况，他要求吏部自今以后，第一，必须因事用人、不能因人设职；强调唯才是举、因材酌用，不许庸碌贪婪者滥竽充数、浑噩官场；第二，强调言功罪以定迁黜，提倡以实心行实政，办实事；第三，不以科举出身名次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而是根据业绩破格用人。

为此，高拱反复严申人事纪律，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