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罚，火耗，鼠耗，雀耗。

粮食收上来后还要老百姓千里万里运送到规定的地方。你想想，以明朝的道路运输条件，将粮食千里万里运到规定的地方，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耽误多少正常工作？而这些运费全部是纳税农民承担的；虽然一切耗损已经提前以数倍的数额预收了，但是，一旦运输中真的出现耗损和风险，仍然完全由纳税农民负担。这样的榨取使社会实在无力承担了，张居正就实行一条鞭改革，把一些苛捐杂税取消了，更多的却合法化后摊到地亩中。但下面实行中仍然是“条外有条，鞭外有鞭”，就是说，旧的苛捐杂税合法化后，新的苛捐杂税立即产生。

而这一切不合章程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是并不计入政斧的正式财政收入的。明朝末年的大臣刘宗周的奏章说，在正额赋税外的加派达到百倍以上，有些农民每亩税负达三五两银子，人们为此家破人亡。

三五两银子，在当时能够买到三五百斤不止的上好白米。可是，当时的亩产量，肯定是连皮带谷也生产不了这么多的。赋税比土地上所有的出产还高，你说这税负还不重？

上面的吃下面的，下面的没有办法，就通过加派的办法，统统摊到农民的头上了，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分赃机制，顶端是中央大员，朝中百官，最底端的是千百万多如牛毛，不列入国家财政编制，靠亲自敲诈勒索过曰子的胥吏、衙役，相当于今天的城管警察乡干部这种人物。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食物链网络。这些刮来的地皮，以陋规、常例等形式，上交到各级领导的腰包。

即使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清廉的海青天海瑞，其正式工资也是根本不够维持自己一家大小的生活的。他有老婆，有孩子，还娶了若干年轻的小妾，凭一年二三两也就是购买力相当于现在四五千元人民币的工资，能够养活成十口家人吗？所以，即使是海瑞，也要拿陋规，这是没有疑问的，官场普遍如此，谁不拿，谁就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