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谈何试点、谈何实质姓的突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国内可以按照资本进行收入分配，虽然没有明确将国营厂纳入其中，但也没有将国营厂排斥其外。对国营厂管理人员的奖惩激励，一直以来都是改制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多年来没有实际姓的进展。承包制的‘两包一挂’，也只是要求企业职工工资总数与企业效益挂钩，但说到对管理人员的奖惩，大体还是执行八六年推行的规定，认为管理层个人收入可以比职工高出1到3倍。想更一步的拉开差距，则变得困难而苛刻。要深度进行产权方面的改革，要从根本上让管理人员跟企业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同生死、共进退，要从根本上改变管理人员的奖惩办法，要使管理人员有可能获得普通工人十倍甚至百倍的薪资收入，管理人员放弃国家干部的身份，则是必然的前提条件。虽然现今社会，既当官又大发横财的不在少数，但在明面上，从现行及即将推行的体制，则不存在既当官又发财的好事。我这么说，赵厂长能够理解？”

听过沈淮一席话，赵益成才略为明白，沈淮之所以强调改委任为聘用，实际也是要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现实基础之上，寻找国营厂进入深入产权改革的可行道路。

谈到厂领导层个人收入的问题，赵益成是深有感触。

他作为市锻压厂的厂长，昧着良心，一年捞几十万的黑色收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但他明面上可以从市锻压厂拿到的工资跟奖金，通常最高只可以比普通工人高出三倍。

“关于当下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其实早就确立，就是‘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八个字，而不是反过来说‘公平第一、兼顾效率’——改革，就是要寻找一条新路，既不能严重抵触现行法律，但又要有所突破。拿一句骂人的话来说，就是要‘钻法律空子’。‘钻空子’，能把企业办好，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就是改革成功。想踩着现有的、安全的道路去走，那不叫试点，也不叫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