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二百出头。这时她似乎突然下了决心，她要回去！她要把这二百多元交给大姐，让大姐好去医院复查，以免万一她被警察抓住，万一这钱被警察搜去，大姐那边岂不人财两空。

后来优优对我说过，她那时还想到要打个电话给我，向我通报这件事情。她说她把一生所有的事都向我说了，包括那些从不示人的隐私。所以在她的感觉里面，我成了她的一个历史记录，成了她的一个人生见证。她的故事横空出现这样一个烂尾，她觉得也该不加隐瞒地说给我听，以便记录真实完整。但这个电话终又没打，原因是她当时心情太差。

她当时的心情几乎是在告别人生。这样的心态也许事后才能解读——因为以她有限的法律知识，她完全不能预料她将要承担什么责任。她自认为她的引浪人室，对凌家发生的血案，有着显见的因果关系，因此她就成了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但她还是迈开双脚，走出那家夜间营业的餐厅，走进初冬乍寒的深夜。深夜的街头行人稀少，她踩着凝固的灯晕独行。她决定步行走回她的旅馆，因为夜间的公共汽车踪影难觅。她也不想再把那仅存二百元钱拆做车费，哪怕她为此可能要走上一夜。

这时的优优已不觉寒冷，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有些悲壮，那一步步似乎都在走向一个终结。她的人生虽然短促，虽然乏善可陈，但回首看去，依然让她留恋万分。

最值得留恋的无疑还是周月。优优一路夜行，想的都是周月。这个离她越来越远的少年，依然是她大难临头的精神寄托——毕竟他们曾经朝夕相处，曾经形影不离。优优就敢断定，自周月懂事之后，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曾像她这样近切地进入过他的生活，接触过他的身体。得到这样机会的人，大概惟有优优。

那一夜优优走过大半个北京，深夜独行也最适于重温那些曾有的憧憬。她走回旅馆时天边刚刚发亮，清晨的薄雾强调了初冬的阴冷，也遮住了太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