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一事，便决定拖上一拖地道。

朱骥犹豫了一下，却是直接请愿道：“陛下，臣岳父少保于谦在大明危难之际，内定朝堂纷争，外御强敌来犯，可谓居功至伟！谥号当为文正，配亨太庙！”

文正？配享太庙？

刘瑾原本还恼怒朱骥纠缠不休，但听到这个请求后，亦是暗暗咽了咽吐沫。

谥号始于西周，是指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物死后，后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给出或褒或贬的文字，字数从一到二十余字不等。

至汉代，三公和侯爵才有资格获得谥号。唐时，范围已经扩大到：职官三品以上和散官二品以上。

到了明朝，由于文人阶层的广谥泛滥，而今谥号已经不再设门槛，完全取决于帝王或朝廷的愿意。

宋时最高的谥号是忠献，这是北宋开国第一功臣赵普的谥号，故而文臣所追求的谥号是“文献”。

只是文官集团中出了一个不成器的东西——秦桧，虽然秦桧的谥号后来改为“谬丑”，但终究还是“赃”了。

到了本朝，武将的最高谥号还是延用忠武，但文臣最高谥号是文正，故而很多文人的理想是“生晋太傅，死谥文正”。

文正实则是文贞，宋时为了避宋仁宗赵祯的名讳而改为“文正”，而这个谥号之所以能取代文献上位，最大的功劳者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在现在的史学家看来，“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却是认为宋朝的败亡源于皇帝不坚持任由范仲淹推行新政。

只是明朝开国最有分量的两位文臣宋濂和李善长均受牵连于胡惟庸案，宋濂被流放，李善长被斩，故而连谥号都没有。

由于前面两位都没有文正的谥号，后面的文官自然不好再用这个谥号，即便杨士奇亦是得到“文贞”的谥号。

至于为何文贞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