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入关的脚步。

对于如何建立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赵新这一年多来想了很多。从一开始的单纯为了金子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到当皇帝的野望，再到作为当权者去考虑工业化国家意味着什么，他在政治上思考也越来越复杂。

这远不是招一群兵，造一堆武器，杀进关内，把皇帝揪下宝座那么简单。

这两年随着他跟汪中谈的愈来愈多，赵新渐渐明白了后世的知识分子跟传统文人可真是不一样，自己这些人一开始都想简单了。

从跟汪中的交谈中，赵新逐渐明白科举制对文人意味着什么。

科举制度是古代士人与政治架构的联系方式中最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是“士人政治”形态的生命线。一刀切的废除科举就是从根本上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将直接导致层序社会的解体。

若是改为什么资格考试，那考什么？搞数理化吗？那些四五六七十岁的中老年文人怎么办？没钱重新进学堂的人怎么办？

即便是符合条件的年轻士子，只要当权者不认同儒学政治，那对他们无异于釜底抽薪；无论怎么重用这些文人，也必然导致他们的信仰和认同崩塌。

梁启超的痛苦如此，王国维的痛苦如此，梁巨川的痛苦更是如此。

另一时空里的清末，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士人与国家的共命运的联系被迅速瓦解。旧派文人脱离了原有的政治结构，又无法被新的政权结构吸纳，从而变成了“游离化”的社会群体，进而引发了急剧的社会震荡。

从汪中的态度看来，赵新察觉到“认同”和“变革”并不是必然冲突，甚至可以是相辅相成的。

一切“变革”必然从传统中来。盲目地反对传统、否定“认同”不仅无用，而且可能不利于社会的“变革”与工业化发展。

士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乡村共同体的利益，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由儒家思想所规定的伦理责任与信仰支撑，这一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