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站在思想政治的最高处，那谁就是皇权之下最有“话语权”的人。

而教材，无疑是体现这种高度最重要的标志。

正如儒家，借助四书五经这些教材，统治着无数读书士子的思想与灵魂。

四书五经是先辈编纂的教材，几千年来就没怎么改动过，直至宋代，一个名为朱熹的家伙，批来批去，也搞了几本批注式教材，结果刮起了“程朱理学”的风潮，又开始影响大明。

原以为这辈子没“出书”的希望了，现在大好机会摆在眼前，解缙如何能放过这次机会，要知道一旦握着思政教材的编纂权，那就相当于在思政教材上写上了他解缙的名字，这是要留名千古，影响万世的。

什么礼部不礼部，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解缙发动反击，直指礼部“革新教育不到位，府学、州学、县学中推行杂学不力”，借此说明礼部没有能力，没有贯彻皇上的教育主张，据此说明“无能之士焉懂思政之本，若授予礼部，岂不是言祸万年？”

礼部依旧抓着思政学府“僭越专权”，“欲收人心”的问题不放，并开始影射内阁解缙，甚至还提到思政学府内部有人“结党一派，自成势力”，就差直接点名解缙了。

吏部下场，认为应该严查结党一事，刑部很快便表态支持。

户部尚书夏元吉看了看混乱的朝堂，决定以公务繁忙为理由，拒绝参与斗争。工部尚书郑赐也不想参与，正忙着会通河之事，哪里有时间管你们斗殴。

兵部尚书铁铉也认为这趟水不蹚为好，为了避免麻烦，直接请旨离开京师，带人视察京师周围的卫所去了。

都察院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些人支持思政学府，支持解缙，一些人则站在礼部。

随着弹劾与攻讦不断加剧，已经不再是什么教材之争，转而成为了政治-斗争。

朱允炆偶尔上朝看官员对骂，下了朝继续回武英殿批改奏章，至于斗争问题，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