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分封让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是有序却无封闭的。

资本越强盛，国家向外扩张的速度就越快。

而扩张的越快，就意味着国家拥有大片大片亟待开发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产资源和原始生产力（奴隶或者说殖民地的土着民）。

这就是陈云甫之前提到过的，制度能动性和思想积极性，早在几年前，陈云甫就已经在中央确定下中央银行的核心纲领，那就是国用政策调配经济。

既鼓励了工商业的发展繁荣，也确保资本的有序生长。

它壮大的速度是野蛮的，但它壮大的方向同样属于可控的。

无论广东的资本家们如何富有，他们永远都是跟着国家政策在走，而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如现在的陈嘉鼎。

他知道朝廷现在正在做的事是鼓励更多的老百姓投身进入作业生产而不是原始的耕种生产，那他们陈家，就要紧紧依附中央的政策旗杆下，招工扩产。

聪明的不只是陈家一家，陈家人就算再如何聪明，毕竟是离着南京远，官面的关系也没能进入中央，在很多中央政策的解读上，能比得上南京地方和直隶各州府那些有着亲戚子弟当官的红顶商人？

即广东之后，直隶各州府也很快向军政院提交关于成立工商联合会的奏本。

军政院为此专门开了一堂会，最终在陈云甫的支持下批准通过。

于此同时，南京股票交易所也应运诞生。

京交所挂牌成立。

七八名浙江籍商人在这般时代剧变的环境下，静悄悄的来到南京，拜访严震直。

“广东、直隶、福建，眼下都在迅勐的发展着，我们浙江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几千来都是朝廷的粮赋重地。

大地主、小地主江浙一带就最多，以前觉得咱们浙江多牛多牛，现在可好，再这么下去，咱们浙江可就显得穷酸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