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翁俊博开口。

后者果然不再坚持，竹筒倒豆子般全给撂了出来，大概也是因为这两年一直憋在心里，到了今日也不想再继续背负下去。

“洪武十年，我上任浙江右参议，司职督管浙江粮道，当时浙江粮长是严震直的父亲严粲，那时候每年征来的粮在往京城运输的时候会有糜耗，多时七八千石，少时也有三四千石，这是必不可少的路耗。

那时候我与严粲一道押粮入京，户部浙江清吏司在进行度支的时候，会对账。

每一次对账都会因为路耗的存在而对不严。

于是户部就要求我们回浙江再发一批粮食来补数，这个差额就要算到严粲的头上，谁让他是浙江粮长呢。

当时浙江清吏司度支郎耿元亨找到了我，说如此输粮糜耗甚大，而且需要往来奔波对数实在麻烦，不如直接开一道粮赋公文放在金陵，这样每年多少粮食到户部咱们就在粮赋公文上填多少的数，这样大家都省心。

这种做法虽然是省了心，可到底与国法不合。

当时我便觉不可能，因为开具粮赋公文，需要布政使的大印加盖，连实数都没有，这公文又怎么可能开的出来。

还是耿元亨，他说他有办法。

后来，他果真就拿了厚厚一叠只加盖布政使司大印的空白公文放到了我面前，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当时的浙江布政使安然已经和耿元亨或者说耿元亨背后的郭桓勾结在了一起。

有了这些加了印的公文，很多事便好做的多。

洪武九年，浙江的粮赋是两百七十三万石，洪武十年，两百六十二万石，而在洪武十一年，我第一次在这个空空如也仅有一方大印的公文上，填下了两百四十三万石的数字！”

说到这里，翁俊博低下了头：“整整近三十万石粮食就这么被我们从中贪墨了下来，事后，那耿元亨给了我三千两白银和总价一万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