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古人没有对什么是“盛世”下过具体定义，但在宋史学者王曾瑜梳理相关史料后指出，古人心中的盛世至少要满足四个标准：一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乐业；三是社会犯罪率低；四是容纳和欢迎直言，凡是不符合这四点的，就不足以称之为盛世，历代大臣也常常以此四点来劝谏皇帝。

如南宋高斯得曾奏称：“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桓、灵污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君臣间靠利益关系维持，这不是在盛世中应该出现的。

大明时期，万历十七年进士，“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上奏疏：“赤子寒无一缕，赤身立骨，辗转于涂泥之中，叫号于风雪之夜，岂盛世光景。”——老百姓没有衣服穿，在风雪中哀号，岂是盛世该有的样子？

万历十七年一甲第一名进士焦竤有言：“今饥馑频仍，羣不逞之徒钩连盘结，此非盛世所宜有也。”——现在常有饥荒，遍地都是匪徒，这不是盛世该有的情形。

南宋虞俦上奏称：“朝士大夫多不敢窃议时政，于心有所不然者，不过相视太息而已，此岂盛世气象耶？”——朝中大臣们不敢议论时政，心中有所不满，也只能相对叹气，这难道是盛世中应有的现象吗？

然而对照王曾瑜提出这四点标准，康雍乾三朝随便哪一朝都难以满足其中任何一点。

首先是第一个标准，吏治清明——康麻子怒斥群臣，庸挣搞养廉银，钱聋年间更是有大名鼎鼎的和绅和中堂，这三朝哪个能跟吏治清明挂上钩？

第二个标准和第三个标准其实可以结合在一起，因为百姓真的能够安居乐业时，社会的犯罪率就会低，反之亦然——从麻子时期的三藩、庸挣时期的白莲教和曾静，钱聋时期的白莲教以及钱聋三十九年的王伦起义，再加上从大清入关开始就连绵不绝的反清复明，恐怕大清时期也谈不上什么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