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达维亚的那条红溪，原本的名字是洪溪，之所以会被改成红溪，是因为1740年的那场惨案，仅仅一周的时间，华人城区的洪溪就被遇害者的尸体堵塞，鲜血染红了河水。

洪溪也因此有了红溪的称呼。

当时的荷兰当局因为担心大清朝廷会派兵报复，所以主动给大清“上折子”，表示希望这件事不影响两国关系，并且在事发的第二年，即1741年（钱聋六年）的时候把荷兰东印度总督adriaanvalier撤职。

而鞑清朝廷和钱聋老狗在得知红溪惨案之后，却仅仅表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天朝之弃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然后又反手把这事儿往万历身上泼了一波——

“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能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兵之反以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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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不像钱聋老狗对红溪惨案时的语气？

这就是所谓的《谕吕宋檄》，然而这份檄文的原文居然遗失了！这几句话还是从万历年间进士、副都御史、福建巡抚徐学聚的文中参考而来。

而关于徐学聚，《明史》之中的种种记录也显得先后矛盾，先是说徐学聚对华人没有好感，听完西班牙的解释后，在呈递给朝廷的奏折中，肆意抹黑遇难的华人，妄称他们全是为非作歹的奸徒，被杀纯属咎由自取。

而后马上作《报取回吕宋囚商疏》，先缓解皇帝的情绪，说明出征的困难，同时义正词严，警告西班牙人：“我高皇帝统一方夏，表则千古；礼乐威信，世守如一”，用三大征的胜利来显示国威，威慑西班牙人。

这种前后矛盾的记载，估计也就只有明史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