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可以增加税收。

只是王安石不认识老马与老恩，对经济问题思考的又太过简单了一些，只去刺激商业、刺激官僚资本，做大经济，却没想到当时田产兼并已是无药可救，百姓没有剩余资本，肚子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能指望拿百姓去拉动内需？

大饼弄出来了，百姓不买单，这不就泡沫了？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好看是好看，可它一触即破……

对于财政来源问题，王安石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用后世的话解释，就是税收取之于百姓，用之于百姓。

很多朝廷，都践行了前半句话——取之于民，至于后半句话，一言难尽……

税收是取之于民的最关键手段，至于是学商鞅行重税，还是学孔子“敛从其薄”，这就需要看情况了。

可无论什么时候，在财政支出方面，这些思想家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

量入为出。

《管子》云：“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主张“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

唐代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量入为出，几乎成为了每个朝廷户部的基本理念。

可问题是，量入为出也需要结合实际。

大明自推行革新之后，不仅释放了百姓生产积极性，还将官田、免税田、藩王田、道僧田等等纳为征税对象，其结果便是户部税银的大幅增长。

别看现在黄子澄为难，不愿意出钱，实际上户部的钱多得是，甚至连夏税银都没有花完，这种守财奴式的财政，并不合适。

过多财富积累在国库，看似不错，实则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聚敛过多，资金的不流通，导致社会财富下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