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为准则的禅让制度，依旧在汉初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这种情况，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华夏帝王开始丢开‘我是因为贤明才继承皇位’的遮羞布，转而直接承认‘我就是因为我爸才继承皇位’呢？

关于这一点，我在正文中有所提及：‘禅让’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是以汉武帝刘彻晚年，因天下民生凋零，生民哀鸿遍野，甚至出现农民起义的征兆时，汉武帝刘彻颁发罪己诏作为标志。

武帝罪己诏，除了使得当时蠢蠢欲动，随时可能陷入乱世的天下立刻平定下来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意义。

首先，便是‘天子罪己’，即皇帝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举动，彻底撕碎了‘天子因贤明而得立’的遮羞布，从而间接宣告了‘任人以贤’为准则禅让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华夏封建政权的传承，开始由内而外、全方面无死角的完全以世袭为准则。

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尧舜之时，大家是真的禅让，所以犯错没关系，认错也没关系，大不了把地位禅让出去就是了，反正早晚都要禅让。

而在尧舜之后，一直到汉武帝罪己诏之前，大家都是从‘真的禅让’，一点点朝着‘只世袭，不禅让’的方向挪动，经过数千年的循序渐进，最终在武帝罪己诏之后，正式抵达‘只世袭，不禅让’的彼岸。

在这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中，也有几个极具标志性以及时代意义的典故，为这个转变过程猛踩了几脚油门。

——成王幼，周公姬旦摄政，得天下共举，仍还政与成王；

——康王幼，召公姬奭助政，依旧不曾有丝毫邪念，尊尊教诲康王成人，而后还政。

有了这两件‘明明可以通过禅让得到皇位，却选择维护世袭而放弃皇位’的著名按理，禅让制度才彻底沦为表面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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