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吴楚之乱，我们就不难发现：景帝一朝的吴楚七国之乱，与其说是地方对抗中央，倒不如说是文帝刘恒旁支入继为嫡的后遗症。

原本皇位应该属于惠帝刘盈一脉，结果在吕后驾崩时，陈平、周勃等大臣内外勾结，血洗吕氏外戚，迎代王刘恒旁支入继。

此举非但使得齐哀王刘襄一脉怀恨在心，更是让其他的刘氏旁支心生邪念：刘恒可以旁支入继，我为什么不可以？

而在这样一场具备‘夺嫡’性质的内部斗争当中，梁王刘武的地位也十分微妙。

作为景帝刘启的同母胞弟，梁王刘武得到了长安中央的大力支持，原因是景帝刘启足够信任刘武，且梁国地处函谷关外，为关中东门户外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在得到如此信任的情况下，梁王刘武却萌生出了不应该有的邪念，一度凭借梁国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母亲窦漪房一起要挟景帝刘启，将自己立为储君。

这样一个对景帝刘启皇位产生威胁的人，无论对于景帝刘启，还是长安中央而言，都是暂时不能得罪，且又早晚都要收拾的人。这种情况下，李广接下梁王刘武的将军印，几乎不亚于政治叛逃。

这也就不难解释‘李广难封’的真正原因了：李广武力值接近满格，但政治觉悟几近于零，难堪大用。

在汉室‘为国栋梁’的彻侯敕封标准下，李广终生未得封，其实是必然；我也愿意相信：在当时那个时代，除了司马迁，不会有人认为‘李广难封’有多么令人唏嘘，多么令人难以理解。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是我怀疑司马迁著史中立度的第一个佐证。

第二点：桃李不言，下自成溪。

众所周知，司马迁本人对项羽、李广、李陵这样的悲情英雄怀有主观崇拜，这个主观态度也体现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对这些悲情人物的刻画。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