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按需分配；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的道德水平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

徐泽在《大同说》中隐约提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同时期的游牧、渔猎政权，组织形态与华夏不同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什么“教化”。

但他没有提阶级论，因为这是徐泽和他的同舟社驾驭不了的力量，也是在这个时代注定会被封杀的理论。

传播不了的理论，写得再深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在《大同说》中，徐泽贴心地为大宋解决了立国合法性的问题——结束乱世，建立了自古以来提供最多公共服务产品的王朝。

这一点即便是贩夫走卒也能听得懂，比玄之又玄的五德循环理论靠谱多了。

但赵佶等人绝不会感激他，因为大宋立国已经百余年，有没有这套理论，赵氏的地位其他人暂时都无法撼动，立国合法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而且，此文在给予合法性的同时，也给现在的大宋判了死刑。

大宋已经堕落，百姓上交的税收越来越多，官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少，绝大部分的钱财被赵氏和各级官吏用于挥霍。

这样的天子和官府以前之所以没被淘汰，只是缺一个更“先进”的能提供更多公共服务的政权取代它。

等同舟社理清京东东路局势后，就会向世人展示一个足以取代大宋的新政权，便要开启大宋灭亡的倒计时。

大宋王朝还有一个办法避免被淘汰的历史命运——进行更加彻底的社会改革。

可惜，庆历新政、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圣绍述，直至当今赵官家的绍述新法，反反复复的折腾，已经让世人看到了这个得国不正的王朝多么无力。

不管出于何种初衷，因为什么原因，大宋所有的改革最终都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