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有机会解决自己的问题，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熙丰变法，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甚至，还因此开启了党争，在某种程度上，把国家推入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

庆历新政为何要把澄清吏治摆在首位？

确实有很多利国立民的善法的熙丰变法，又为何会以失败收场？

问题都出在人——吏治上！

不解决官吏队伍的“思想”问题，再多的伟大设想都只能成为空谈。

这些“思想”问题，又有其宿主各自背后的利益所引导。

大宋众多官员一方面享受着远超历朝的高福利，一方面还占着广阔的田地，经营着大量的商铺，如何可能为了赵氏牺牲自己的利益？

不排除有一些官员，会为了国家的富强，而牺牲自己的“合法利益”。

但这些可以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人，永远都是极少数。

至少，徐泽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

即便必须要为理想而献身，那也必须是他自己的理想，而不是某人强加给他的理想。

人性就是如此，每个时代都有其鲜明的特点，是不可复制，也不能复制的。

原本的历史线，七百多年后，老大的中华帝国一再败于蛮夷之手，辉煌数千年的华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救亡图存成了时代主旋律。

持续百余年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才能诞生众多为了各自理想而献身的伟大人物。

不是有了先进理论才救亡图存，而是在找到先进理论前，就已经救亡图存了。

无数为理想而献身的伟大人物经历了无数失败之后，才选择了先进理论武装的先进组织，实现救亡图存并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

而现在的大宋有什么？

人人为己的现实！

纸醉金迷的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