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了邸报社论的最前面。

朱祁钰恍然大悟的说道：“所以，胡尚书为了大明朝不脱轨礼法，煞费苦心啊，摊上朕这么个折腾的皇帝，他只能去穷经皓首了。”

于谦闷着笑说道：：“国之大事，在戎在祀。”

这段劳为财源，不劳而无财的注解，显然是有些咬文嚼字了，但是这么解释又解释的通顺。

于谦犹豫的说道：“陛下还记得臣和陛下论仓廪实则知礼节吗？”

朱祁钰十分确认的点头说道：“朕记得当时聊了个半截儿，袁彬、岳谦和季铎三人抓着喜宁回京了。”

“是的。”于谦俯首说道：“陛下，这其实是四句话，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山至数》曰：散振不资者，仁义也。”

“义基于利。”

于谦这段话说的很小心，声音也很低，但是他的话却是如此的坚定。

朱祁钰理解于谦为何如此小心，因为在儒教三才五伦八德的礼法之中，儒家把仁义看的高于一切，义高于利，而不是义基于利。

而于谦把《管子》推到了皇帝的面前，大声的说：仁义基于经济利益，仁义这种东西，并不是以道德原则的规定为内容，而是某种物质利益的实现。

散振不资者，仁义也。

散振：救济人而分发财物。不资者：黔首寡民，没有资产的人。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均贫富，散振不资，才是朝廷最大的仁义。

救济黔首寡民，没有资产的人，让他们劳有所获，劳有所得，才是最大的仁义。

于谦放出了一个名叫《管子》的幽灵，徘徊在了大明的这片土地上。

但是朱祁钰看着手中《管子集校》那些一起注释的人，这不是于谦一个人的决定，而是所有朝中重臣们共同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