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问题不说，对于倭使后续两个诉求，李潼倒是颇有想法。

他对眼下便征服倭土、封远建制倒是没有太强烈的期待，不过文化上的输出倒也可以进行，如今国子监的留学生品类数量不少，再增加几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至于说赦免逃亡倭国的百济遗民，也足以体现出倭国悠远流长、欺软怕硬的国民本性。

白江口一战之前，倭国自是不可一世，认为自己海外雄国、需要亮一亮臂膀，甚至想干涉三韩局势，就连倭国君主都想来一把亲征，结果还没出征就挂了，没能看上一眼自家战船被烧火焰是多么灿烂。

白江口一战结束后，倭国便彻底安顺下来，不断频频遣使谢罪，对大唐在东北的经略动向也是分外关心。

此前大唐在与新罗交涉过程中重建了熊津都督府，再次收回百济故地。这还没有对倭国产生直接的威胁，倭国便忙不迭入使恳请朝廷能够赦免其境中百济亡众，唯恐被这些百济人连累将灾祸招惹到本土。

眼下的李潼也的确无意于更向海外经略，总得给后代留下一点事情去做。若后世子孙不够给力，那即便搭好一个事情框架，也无非劳民伤财的一代之政。

但话虽如此，李潼也想试探一下倭人的承受底线在哪里，略作思忖后便说道：“百济残众凶悍难驯，为逃法律制裁竟然逃遁海外，倭主贸然纳之，焉知是福非祸？

其国与我虽旧有隙，但近年所持宾服姿态亦甚恭谨，不忍见其养患国中而不加施救，着令有司与倭使计议于其国远滨择地设府、圈管百济逃亡之众。若事不行，亦不必强令，来年其国因此滋乱，勿谓言之不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