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正当性无疑舍本逐末，托制兴霸、一言独裁才是让家国快速走出泥沼的最有效方式。

当然，前提是他能成功带领大唐中兴，如果玩脱了，未来的他也将会是一个宗室藩王弄权用威、祸乱家国的典型。

李潼虽然是一个霸权皇帝，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制度维持。

一则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就算他勤政不怠、事必躬亲，每天又能处理多少政务？二则他的模式具有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大唐政权总需要一个平稳的维持与过度，便需要制度的约束与管理。

但是作为一个强势的帝王，本身又充满了各种治国的想法与尝试，一个职权分明、相互制约的完整三省六部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灾难。

他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灵活的执行系统，而不是一个思路各异、理念冲突的决策团体。但他又深知人有兴衰祸福，政权总有更迭之日，也不能将整个国家机器都化作一个人的应声虫。

这当中个人权欲的伸张与退让的矛盾权衡，便是接下来朝局改革的一个重点。而朝廷诸司的官长们，包括领率百官的宰相们各自屈伸抱负，也都不可忽略。

如何在确保朝情事务有序进行的前提下，磨合出一个身处其中者能够多数认同的方案，这需要方方面面都做出妥协忍让，李潼这个圣人也不例外。

但即便如此，李潼也不想放弃他在当中的主导权，所以如何定下一个基调，便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而刚刚结束的世博会，所涉诸司财计都账与勾检便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初唐时期，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的特征，所以诸事项也分属各司。户部四曹不必多说，太府、少府、司农等也有相关任事，且事权分割琐细，常有一事通于诸衙的现象发生。

普通人或许感受不到这种职事杂细分配所带来的繁琐，但后世多数人都有为了一件事情辗转各个民政部门、报告证明攒了一摞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