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立国以来便始终奉行重内轻外的国策，同样也体现在官员的前途及待遇等种种方面，地方上的人才以担任朝官为荣，对于就事地方则就显得兴致乏乏。大量的官员哪怕在朝担任冗官闲职，都不太愿意前往地方外州牧治一方。

这样的一种仕用策略，虽然能够维持统治结构的稳定，但也造成了人才分配的多寡不均。如魏元忠所列举山南道所出现的问题，一些偏远的州县官府缺员严重，甚至都有多年没有正印官的情况存在。

在州县任职的官员们，也谈不上尽责，这其中相当一批要么是罪官远流，要么在吏部铨选中便没有获得一个好的评价。罪官本身就心忧前程乃至于安危，在州就事也未必就能专心政务。下选的官员则就因为素质不高，即便想勤勉做事，又往往力有未逮。

地方上人浮于事、以及官员素质不够高，再加上惯常以来的价值观的影响，使得许多官员们用心根本不在本身的职事，而是专注于钻营，希望能够调回朝中。

尽管朝廷经常会派遣御史与其他临时性的使职入州县访政考察，但这种走马观花的考察制度能够发挥出的作用着实有限。即便有一些地方官表现突出，很快又会被调回朝中，其政务才能不能得到长足的发挥。

类似的吏事积弊，李潼略有耳闻，但却并没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毕竟他此前所治理的陕西道大行台本身就属于霸府性质的非常规机构，在官员考绩方面自有另一套标准，且诸多大事并行，官员怠政又或者勤政都能清晰的判断出来。

行台的管理经验明显不适用于中央朝廷，无论是规模体量还是实际的物力空间都不在一个标准上。所以在听完魏元忠的讲述后，他一时间也没有什么成熟的想法。

“旧事积弊年久，今又逢破立之世，尤需内外齐心、上下并力，盼社稷昌盛于我辈之世，不辱先王故哲之所托付。”

李潼又望着魏元忠正色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