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署中将设社库，积钱五百万缗，分补所录诸社，盼能生民享惠，奋力生活！”

此言一出，满场俱寂，人人瞪大双眼，一脸的难以置信，瞪大双眼彼此相望，想要求证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李潼倒是很满意在场众人的反应，所谓若欲取之、必先予之。

行社是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资源集中方式，现行的制度其实并没有太好的管理方式。哪怕到了后世，仍然如此。想要让相关民众们服从管理，自然要先向他们表达出制度的优越性。

此前幕府便在讨论补贴籍民、刺激生产与消费的方案，提出了很多的设想，但李潼都感觉不太满意。

佐员们所提出的补贴对象主要还是自然人，比如获得朝廷民爵嘉赏的公士之类，又或者年过几十、家有几丁，这也是以前惯用的手段。

但这些方式，所针对的只是生民个体，而生民的需求普遍单一，无非衣食等基本需求。长安新经动乱，物资难免短缺，把钱发到小民们手里，或许会刺激他们积谷备荒的囤积欲，抢购几种有限的生活物资，这与李潼所设想全面刺激长安民生恢复有些出入，起码不会对诸行业生产造成太大的补益。

所以他在考虑一番后，还是决定将补贴的目标从个体转变为以行社为单位。如此一来，虽然会刺激行社进一步发展，但也顺理成章获得对行社的管控权。拿了我的钱，我总要查一查你用在了什么地方。

至于这样会不会造成行社尾大不掉，这也是多虑了。因为古代东西方行社的发展，是有本质性的不同。

西方行社或者说行会是在城邦建立伊始就产生，是平民从业者对抗城邦贵族的一种组织。而东方则是在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为了补偿统治模式而兴盛起来。

二者产生的时机与动机截然不同，而且古代中国还有一个统治的根本法，那就是编户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