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是一名植物学家，他经常与我谈论树。他知识渊博，对树无所不知，可他从没要求我叫他史密金斯博士或史密金斯教授，尽管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这么叫他。

皮埃尔是唯一答得出我所有问题的人。他喜欢我的问题，并且从不对我感到厌烦。

爬上恩格曼云杉的那个星期天，我一看见皮埃尔就走过去对他说：“今天早上，我在想氮循环的事，”我说，“大卫·铃木与氮循环。”

“嗯，我也很高兴见到你，马奇。”皮埃尔说，“早上好！”他一开口，嘴里的饼干屑就飘到了我的衬衫上——当时他正在吃饼干。我不顾衬衫上的饼干屑，继续跟他说话。

“我试图模仿氮循环的过程，把鲑鱼埋在树林里，”我说，“这能帮助树长大，你知道吗？”

“啊，”皮埃尔说，“恐怕进行得不太顺利吧，对吗？”

“没错，不顺利。”我做了一个皱眉的动作，我记得，当事情结果不如意的时候，人们总会感到失望，希望皮埃尔能从我的脸上看出失望的表情，“我想，靠我的一己之力是无法修复氮循环的。”

皮埃尔是一个很棒的聊天对象。有时，他会对我非常有帮助。比如，他曾解释给我听，当一个人朝你伸出一只手的时候会希望你抓住它，轻压一下，或者有礼貌地上下晃动一到三秒，然后放开。皮埃尔说，这是一种问候礼仪，但我不需要对他这么做。谢天谢地，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么做。我不喜欢接触别人的皮肤。

“你了解莱莫什的氮循环理论吗？”皮埃尔说。他吃完了饼干，用餐巾擦了擦手。

“不了解。”我说。

“为了证明植物利用腐烂的鲑鱼做养料，莱莫什博士在当地寻找氮元素，结果找到了氮的同位素氮15—一种只存在于太平洋深海中的元素。”

皮埃尔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捻自己白色的胡须。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