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抵制东方新国，反对东方新国的一切，进而，反对东方新国的应对瘟疫的措施。”

“但最后发生了什么？各种证据表明，东方新国并不是瘟疫起源地，其他各国甚至西方强国都有更早的瘟疫记录。但是，仅仅是因为敌视东方新国，西方强国不相信东方新国的瘟疫数据，低估瘟疫的严重性并嘲笑东方新国无能，最后更拒绝使用和东方新国相似的防疫措施。”

“最后的结果，大家应该能猜到，东方新国遏止住了瘟疫，哪怕瘟疫非常强大，死亡人数也逐步降低。但是，西方强国因为敌视东方新国，最终导致感染瘟疫的人数是东方新国的几千几万倍。”

“我们假设，如果是西方强国在国内先发现瘟疫，他们的情况会和实际一样严重吗？如果东方新国后发现瘟疫，且没有全面敌视西方强国，结果可能像实际的西方强国一样严重吗？明显不可能。”

“所以，我意识到，我们控制不了我们敌视的扩大和极端，但我们可以让自己不敌视，我们甚至可以不去考虑敌视或不敌视，只考虑如何提高自己，在能保护自己生存的前提下，把更多的资源用来提高自己。”

“不要说战争，我们甚至决定不了我们身边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对一切的看法和定义。”

“我们，应该更好地定义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应该更好地定义一切。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还是国家！”

“如果我们定义希腊的目标是富国强兵，那么我们会把更多的资源用在提高自己上，然后保持最低程度的对抗。”

“如果我们定义希腊的目标是击败波斯，我们会把更多的资源用来打击波斯上，最后会陷入一场‘资源和国力’的比拼，而最终希腊哪怕胜利了，也会因为消耗过高，进行重建，进入一个‘高消耗低发展’时期，而相对的，罗马和北欧，则会进入低消耗高发展时期。”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