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为什么素以严谨著称的《资治通鉴》要选用这条材料呢？一个可能的因素是，《资治通鉴》是为给皇帝提供借鉴而编写的史著，希望皇帝以史为鉴，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而隋炀帝在当时是个公认的坏皇帝，所以，不妨再给他加一条宠信术士的恶名，以便让后来的皇帝知道警诫。

既然隋炀帝因为命相问题决定营建洛阳不够合理，那他为什么要在大业元年（605）即位之初，就先张罗修这样一个大工程？其实隋炀帝自己写过一个营建东都的诏令，把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在诏书里，隋炀帝一共讲了三个原因。

第一，这是安抚东部地区的需要。杨谅叛乱后，杨广有一个特别深切的体会，那就是隋朝的东部地区并不稳定，很容易发生变故。杨谅叛乱，东部不就有十九个州响应吗？发生变故当然得镇压，问题是，隋朝的都城大兴城远在西北，急切之间，反应太慢。此次杨谅叛乱，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现在，叛乱固然已经结束，但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而是要查漏补缺，防患于未然。万一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在东边建一座都城，让东边也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这样一来，以后东边再发生变故，就可以直接指挥行动了。

另外，当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隋炀帝为了惩罚叛乱分子，把杨谅老巢并州的老百姓迁了好几万到河南来。在杨广看来，这些人都有同情杨谅的嫌疑，本身就是不稳定因素。怎么控制他们？最好的方法仍然是建都，就近震慑。这就跟周朝建立之后，把殷商的遗民都集中在洛邑，然后又定都洛邑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安抚山东是营建洛阳城的最重要理由。

第二，这也是安抚江南的需要。杨谅叛乱，还体现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江南地区也并不稳定，人心思变。推动汉王杨谅起兵造反的，主要就是南方人。这要怎么解决？大兴城离山东地区远，离江南地区就更远、更鞭长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