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者该做的事。朕，朕做了这个皇帝，简直没一日轻闲，没一日舒心享受。朕如此辛苦，为的都是国家和百姓，没想到还要受他的污蔑！眼下朝局是不顺，年景也不好，有一些饥民闹事，可他作为大司徒，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他不思自我反省，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却往朕的头上扣屎盆子。他自己要搏一个直臣之名，却要陷朕于不义之地。你说说，他到底居心何在？朕不杀他，枉为帝王！”

刘秀暴怒之下，根本听不见什么劝谏，邓禹只好闭了嘴，默然站在一旁，心里只替韩歆叫苦，以他对刘秀的了解，这个坎恐怕韩歆很难过得去了。

韩歆一向直言敢谏，从不知道隐讳，他曾数次触怒刘秀。

前两年韩歆为尚书令时，为皇帝处理各地的奏书，对政事和民情很是了解。他断言当年是饥凶之年，年成肯定不好。刘秀一直被粮食问题折磨，当然不愿听这种话。更重要的是，韩歆是在拿天象说事，而天象一向是被儒家与皇帝的德行联系在一起的。在刘秀看来，韩歆表面上是在说年景，实际上是在当面指责他这个皇帝失德，所以上天要以饥凶之年来示警惩诫。

韩歆根本没顾忌皇帝的感受，竟然还上前争辩，指天画地，言辞很是激烈，惹得刘秀勃然大怒，当时便想处置了他，多亏群臣求情，才保住了韩歆。

虽然后来证实韩歆说的对，当年确实是一个饥凶之年，但是说不招人喜欢的实话的人向来没什么好下场。韩歆证实了他的预言，却愈发被刘秀厌恶。

在这之后，很神奇的是韩歆竟然升了官，做上了大司徒，位列三公。但是韩歆却对这次升职闷闷不乐。因为这实在是个凶险的职位，常常因为小事就被下大狱，承担极大的罪责。

自董仲舒强化“天人感应”之说以来，天灾再也不是纯粹的天灾，而被理解成为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儒家认为，只要违背了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