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县衙署，目前还主要依赖于地方上占有田地的士绅豪户负责征缴筹措粮秣，需要维持里甲秩序，以及南阳府军大部分都是从底下征集过来的乡兵寨勇，以及修造城寨、驿道所需的役力，也主要依赖于地方士绅豪户的组织、领导。另一方面，南阳府诸多大大小小的官吏，绝大部分家里都有几百亩、上千亩粮田坐食其利，多者甚至占据上万亩、数万亩肥沃田地，他们怎么会容忍他人做损自身利益的事？即便宁慈、周运泽、程伦英等人乃是流官，但他们在各自家乡无一不是富绅之族。而晋庄成等南阳籍士臣，他们虽然人不在南阳，但族人都在，又岂会纵容南阳府组织流民、饥民分占其地利？种种利害关系交织到一起，注定南阳府都要遵循旧有的田制。而这点也是楚山与南阳士绅割裂最深之处。你们仔细想想看，楚山这些年是怎么处置淮源、信阳等地田地的？第一，楚山行营所辖区域，不仅士绅富庶，仰或普通民众，只要没有留下来共同参与抵御胡虏南侵的，仓皇南逃的，其田宅皆视遗弃，都收为官有。第二，士绅富庶以往没有耕种及经营的坡山河谷，都不得再私自割占，也一律视同荒地，收为官有。第三，仍然留在楚山的士绅乡豪，包括在行营及州县衙署的将吏在内，雇佣佃户耕种者，佃租严禁超过三成；而所有占地按丁口摊算，人均超过二十亩的部分，也理应为抵御胡虏承担更多的责任，需加征两倍粮赋，以补弥军用不足。基本上楚山范围以内所有的土地，要么用来安置流民、饥民，要么使浴血奋战之将卒，家小能得一小部分田地耕种维持温饱，要么交缴多余的佃租，以弥补军用不足，这才使得楚山另有一番景象……”

因为楚山还是大越之疆域，楚山将吏还是大越之臣子，徐怀要避免与中枢的关系搞得太僵持，他在楚山锐意推行很多新法新制，只说是为抵御胡虏所用权宜之策，很多道理都避免说得太透。唐天德处理山寨乡司事务很是娴熟，这与他出身桐柏山大姓宗族，又常年跟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