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些争论对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疑罪从无’的原则是不是有一点推进作用。”

“大家对‘疑罪从无’的原则是认可的，但是对具体的‘疑罪’的概念还是不太清楚。”萧望说。

关于杜舍杀人案，争议点主要是在精神病鉴定上。以萧闻天、朱力山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的“约束派”认为既然有资质的精神病鉴定机构做出了明确的结论，那么这就应该作为一条重要的依据来影响判决，这是保障人权的一种表现。而持“处决”意见的其他人认为，董乐做了大量的调查，尤其是最后的字条约定可以反映出杜舍并不存在精神障碍。既然“疑罪从无”，那么就应该“疑病”也“从无”。有依据证明杜舍的精神病可能是伪装的，那么就不应该认定其精神病的存在，直接予以处决。“约束派”认为，“疑罪从无”的内核精神目的是保障人权，那么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精神病是伪装的，不然“疑病”就应该按有病处理。“处决派”认为，如果这样处理，那么就不是“疑罪从无”原则了，而是“保护犯罪分子”原则。“约束派”认为，公权力必须慎用，对于存在疑点的犯罪嫌疑人，人权当然要保护。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是一个社会法治进步的表现。

各持各的意见，争论点很快又从杜舍杀人案转移到了董乐杀人案。

“处决派”认为，既然主张“疑罪从无”，那么董乐杀人的案件证据也是“疑”的。整个案件的证据只有被破坏的电线上的DNA。那么，假设董乐只是个看热闹的，不小心被破裂的电线戳破了手指，是不是就可以证明其无罪了？“约束派”认为，“疑罪从无”里的“疑”是指合理的怀疑，而不是狡辩。董乐存在杀人的动机，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在了特定的航班上，有监控显示其携带装置零件，而且只有主动破坏电线才会接触到位置隐蔽的电线。更重要的，是董乐有自己的供词，并且合理解释了连警方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