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大吹大擂，索要更多的钱粮不说，又不知多少人趁此机会封侯拜相。如此一来，辽东的情势，一次次的恶化，可是在辽东立功受赏，因而获得了高位的人却是越来越多。他们早已是铁板一块了。”

说到这里，孙承宗顿了顿，才又道：“袁崇焕上书，也是害怕因为直接以谋反大罪的名义惩罚了李如桢，引发这些辽将们的反弹，现在他正在肃清辽将中的害群之马，可也有不少……还算本份的辽将，他们当初难道没有攀附过李家吗？这个时候，他们心里也恐惧啊，正因为如此，袁崇焕才上书说：辽人谓李氏世镇辽东，边人惮服，非再用李氏不可。这李家人，再三战败于辽东，建奴人好几次都因为他们的败逃而获胜，哪里会对他们’惮服’？这些话，不过是托词。”

“可另一方面，袁崇焕奏疏中所言，其实也有他的深意，李如桢获罪，势必辽将与被他们鼓动的辽人与朝廷离心离德，所以……还请陛下处理这件事，一定要慎之又慎。”

孙承宗这一番话说罢，又道：“要处理辽将的问题，则又是另一回事，当务之急，还是一改以辽人守辽东的情况，如若不然……今日一个李如桢，明日又是谁呢？”

孙承宗提到的乃是本质的问题，辽人守辽土这个方略，显然已经失败了。

在军事上，并没有改变朝廷在辽东的军事失败。

而在政治上，影响却太大了。

天下这么多军将，可因为辽东有战事，其他地方承平，所以能立功的地方只有辽东！

而在李成梁这么多年的经营之下，这一次次’功劳’，不知提拔了多少的亲信，这些人因为功劳，扶摇直上，几乎把持了九边的所有军队。

天下三十多个总兵官，也就是带兵的’司令’，其中半数以上，都出自与李家有极大渊源之人。

何况还有京营，又有多少人，因为在辽东立了功，被提拔到了京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