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后代的大儒，便流行为经书做传、做注，时间久远后，一部经书往往就有许多人的传、注，而且这些解释往往会有冲突之处。

再一个，就是诗经等古经，时间太长，流传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不同之处，于是便有一些大儒整理出不同的版本。

比如诗经流传到今，便主要是毛亨整理的版本。

“陛下，只要有心，分歧总能解决，目标也能完成的。”秦琅说道。

这些细节的东西，其实只是学术上的问题，而秦琅又不是要独树一帜的弄出一个新学说，他要做的不过是把这些当世的名儒们聚集起来，大家对各版本进行评论，最后商量出一个多数人接受的版本，然后定为标准。

所以不管最后定哪个版本做标准，其实关系并不大，朝廷要的只是统一的一版做标准，至于哪一个版本，又不重要。

没被选用的版本，也不是说就要焚毁禁止，一样可以研究、珍藏，只是以后不能做为官方解读，不能用于做科举答案而已了。

通过这番学术整理，东宫出一点钱，却能集结当世名儒聚集到崇贤馆，给他们授个无品阶的直学士衔，这些人实际上就等于是被收罗到太子承乾的名下了，对于承乾的名望来说，自然有大好处。

更不用说，当太子牵头，完成了这番经学上地位崇高的整理后，承乾还将在儒家、经学这块，拥有极高的收益。

当年李世民在洛阳时，建文学馆，招募名士为学士，可是为他的名声加分许多。

而建成也以弘文馆招募四方名士，当时山东五姓七家的那些学术大儒，不都齐聚建成门下。

秦琅还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则是等这九经正义完成，到时正好由东宫来印刷发行，到时人人都只能买这种官方标准的经书正义，那雕版印刷自然要一炮打响。

反正这都是一石多鸟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