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基里亚托夫似乎谈兴很高，他继续说道，“确切地说，是四个月里，就有四十四份举报信和相关的举报材料被送到了我们的手里。”

“哦？”维克托扬了扬眉毛，心不在焉的哼了一声。

实际上，维克托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随着卫国战争的结束，战前大清洗时期的某些政治陋习，似乎又有了沉渣泛起的趋势，某些有受迫害妄想症亦或是总感觉社会对其不公的人，又开始将大清洗时期的某种行为方式拾了起来，他们用各种各样的举报信，以及某些查无实证甚至是捕风捉影的所谓“举报材料”，来攻击和抹黑自己的对手，甚至是假想中的敌人。

在维克托看来，联盟的问题在于，没有给这些类似的举报行为设定一个底线，说白了，就是举报者即便是做出了不实的，甚至是诬陷性的举报，都不用付出什么代价，他们的举报行为毫无成本可言，这也就使得“举报”这种行为本身，成为了无代价却潜在收益丰厚的举措，所谓：“不管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举报者所怀有的心态就是这样的。

当然，这样的问题之所以始终存在，是与联盟国内的整体政治氛围息息相关的，也与联盟始终将“斗争”放在首位有关联——莫斯科的决策层始终认为联盟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威胁，始终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始终认为西方国家对联盟的渗透和瓦解正在进行，因此，联盟不仅“外紧”，同时内部也很紧，而发动群众对可疑分子进行举报，显然是保持内部稳定的重要举措之一，为此，联盟是不可能给举报行为设置一个底线的。

进入联盟的核心决策层也有一点时间了，维克托对很多联盟内部的问题，尤其是宏观的、战略性的问题，也有了自己的见解，因此，他非常的清楚，某些看上去很是微不足道的社会问题，很可能都是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密切相连的。

考虑到联盟对国家外部环境的整体走向在短期内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