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只有巴锡基维这么一个人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芬兰的历史比较特殊，这个国家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还是属于俄罗斯帝国的，本身不具备独立的地位。而在十月革命之后，芬兰获得了独立，并得到了苏维埃俄国的承认，但在其内战中，左派势力被政府军击败，从而也导致芬兰的左翼运动没有发展起来。

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莫斯科要想在芬兰寻找偏左翼的代理人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希望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能够在芬兰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希望能够在芬兰培养偏左翼的政治力量，而这时需要时间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实际上，随着苏军在正面战场上获得了绝对的优势，莫斯科在某些对外政策方面，也正在发生着明显的转变，其中一个很显眼的表现，就是对国际共运的支持力度问题。

在战争期间，因为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上升为联盟的首要矛盾，因此，莫斯科对国际共运的至此力度大为削弱，从战争爆发开始，莫斯科的立场，便是支持各国共产党与掌权的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放弃暴力革命的方式，将主要的精力放到反法西斯战争中去。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立场，才导致了第三国际在去年的解散，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国际共运进入低潮期。

而随着苏军在对德战场上展开反攻，外交人民委员会开始主导对国际共运的新立场，这个新立场开始变的积极主动，尤其是在东欧、东南欧等地。此前，南美部分国家的左翼政党代表访问莫斯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另外，莫斯科对波兰人民军的支持，对希腊民族解放战线的支持，都是很显著的例子。

随着这种趋势的增强，维克托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觉得自己应该起草一份报告，将“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的概念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