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那间洋行去见工，穿得像个老姑婆。深灰色法兰绒套装，深色袜子，黑色皮鞋，黑色手袋。只戴一项略为俏皮的帽子，小小的所谓“药盒”，帽顶有根孔雀毛。我带着那张疲倦的文凭──

一张薄薄的纸，来回次数夹带得太多，都起绉纹了。

秘书小姐来传我进去，我到总经理室，满以为是个外国人，却看见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请中文秘书干什么？混账，分明是混账。

他是一个年轻人呢。看见我征了一怔。用流利的英语说：“我知道你心中在想什么。中国人还请中文秘书！”他笑一笑，“但是小姐，我不是中国人──”

又是日本人！

“我是越南华侨，家里在越南生根落地百多年以上，我并不会中文。这次我们家族走得……快，你明白？所以在香港也略有基础。这样下去，不懂中文是不行的，所以请个秘书，人家在我身边说些什么，我可以明白。”

精明的生意人，难怪能够卷土重来，在香港再开始萌芽、生根。

他的态度很文雅。于是我又接受了这份工作，月薪？两千八。连三千元都不肯给，典型的生意人。再文雅也还是生意人。他们的钱全活该留着给姊姊捞。

可是工作很清闲。他这个人也很规矩，他把我放在他的两个女秘书一起坐。我光负责中文，但凡有中文关于钢铁业的消息，便剪下翻译成英文给他存档案。工作至为简单。

无论我穿什么衣服，他都不多加注意，见面大家点个头，连称呼都没有的。这么太平的工作，简直像个养老院，我又觉得不够刺激。什么都管不到。

那两个女秘书与我并不友好，但相处得客客气气，一天八小时以上花在这间写字楼里，真是说不出的烦气。看来我血中也流着与姊姊同样不安份的血液，没工作找工作，有工作又嫌工作。

我有时也听女秘书们偷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