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无好处。那份“恩恤金”只等同区辉三个月薪水，对区家面临的财务困境，不过是杯水车薪，没有什么帮助。

周绮蓁隐约觉得，牛哥接了一桩苦差，老板似乎隐瞒了什么，可是她没想到如何为自己和女儿争取权利，最后只好接过支票，向牛哥道谢。

周绮蓁的直觉是对的。

区辉工作的外判公司的财务，不至于像牛哥口中那么糟糕，虽然那也不是谎话，因为这些小公司只要遇上一两笔坏账，就能动摇根基，在毫无先兆下倒闭并不稀奇。为了保障工人权益，以及防止因为大额意外赔偿拖垮公司，法例规定所有公司必须为员工购买保险，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关的风险，即使有员工受伤或殉职，也不会影响该公司的财务状况。

然而，周绮蓁不晓得的是，尽管区辉的老板不用付钱，他也不希望保险公司赔偿巨款。

因为这样会影响公司的“信用额”。

只要赔偿个案成立，即便付款的是保险公司，也会令投保的企业信用额受损，往后保险公司便会要求该企业付更高的保险费。周绮蓁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资方会替员工向保险公司争取最大补偿，殊不知对方是一丘之貉。

香港的荣景，就是建立在被牺牲的草根阶层之上。大企业剥削小企业，小企业剥削工人，在老板们眼中，商业利益比个别工人的家庭前途更重要，哪怕那丁点利润不过占这些老板们财产的万分之一。

周绮蓁为了照顾家庭，生孩子后已没有全职工作，只偶然在相熟的洗衣店打打零工，赚点外快。既失去家中的经济支柱，又没有足够的赔偿金应付生活开支，周绮蓁只好母兼父职，重操故业，回到茶楼当侍应生。可是十年过去，物价飞腾，工资却跟十年前没分别。眼见月薪不够自己和女儿糊口，她只好另找兼职，一星期里有三天到便利店值通宵班，早上6点下班后，睡不够五个钟头又要到茶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