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英法联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曾经表现活跃，但在李秀成率主力进兵后，却逐渐选择按兵不动，消极应付。朝廷一度很是惊疑，甚至猜测洋人是不是已经暗地里与太平军达成了某种协议。李鸿章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洋人既非与太平军私通，也不是要故意坐观成败，而是慑于太平军之兵威，不敢出战。

1862年7月7日，英国公使卜鲁斯收到了外相罗塞尔的训令。这份训令实际上早就从伦敦发出了，只是经过三个月的时间才寄到卜鲁斯手中。当时罗塞尔获悉了太平军攻克宁波并将进攻上海的消息，于是代表英国女王，批准了何伯关于对太平军采取攻势行动，用以武装防守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的计划。

何伯虽然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支持，但英法联军的指挥权已掌握在士迪佛立手中，而士迪佛立又不敢出战。两人在是否要再次出兵进攻太平军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最终谁也拿不出一个令双方信服的方案，结果便造成在1862年的整个夏天，英法联军几乎毫无动静。

在英法联军暂停作战的这段间隙，他们所留下的空缺被淮军和常胜军完全填补。

先前李秀成所发动的春季攻势，其战事主要集中于浦西，但在浦东方面太平军仍占有优势，不过一个叫刘铭传的淮军营官却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率先改变了这一局势。

与湘军将领多为投笔从戎的书生不同，淮军营官中仅李鸿章的门生潘鼎新一人为举人，其余营官，张树声是团练，吴长庆是守备，程学启是降将，刘铭传是盐枭，没有一个是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由于李鸿章所长者为事功而非学术，所以他的择才观也与曾国藩不同，他偏爱的淮军将领，第一当然是程学启，其次便轮到了刘铭传。

其实刘铭传和李鸿章并无旧缘。当年李鸿章在庐州办团练时，刘铭传还在做着私盐生意，直到李鸿章逃离安徽后，他才举办团练，就是后来投身淮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