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也不爱和他交往。

李鸿章赞同薛焕的气节，然而如果洋人看到你都敬而远之，那还如何涉足洋务？他一度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便常常写信向老师请教。

和李鸿章一样，曾国藩所受的只是传统的儒学教育，日常所读之书绝大多数为国学，也没有出过国，对外情的了解可以说极为有限，他的可贵之处，是能够从自己所受的儒学教育中积极汲取思想资源，从而制定对策。

曾国藩承认洋务确实很棘手，但他认为只要将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四字贯彻始终，就不难处置。他告诉李鸿章，和洋人打交道最重要的是必须讲信义，果决而不反复，“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在大沽口战役中，郭嵩焘曾力持对外交涉应“循理”，劝僧格林沁不要破坏外交规则，实际和曾国藩的思路是很相似的。两次大沽口战役的先胜后败也从反面证明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弱国与强国交涉，任何一个钻空子的冒失举动，当时看起来似乎占了便宜，但过后一定会遭遇对方更猛烈更疯狂的报复，最终将得不偿失。

1862年3月底，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率领由两千名英军士兵组成的部队抵沪。英法联军数量的急剧增加，使得联合部队作战规模的扩大成为可能，士迪佛立也从何伯手中接过指挥权，为即将开始的“三十英里外围战”着手进行准备。

从这时候起，洋人更是频频要求淮军参与“会剿”。4月22日，一名英军头目的翻译官又来催促李鸿章共同进攻嘉定，被李鸿章拒绝后，翻译官十分恼火，当即拂衣而去。得知李鸿章触怒了洋人，吴煦等会防局官绅赶紧从中转圜，先对英军头目“再三开导”，劝其息怒，然后再来劝李鸿章，说英军建议“会剿”是出于“至诚”，让他多少做出一些让步。

李鸿章被逼无奈，只得提议派薛焕所部勇军作为搪塞，他为此向老师请示，并大叹苦经：“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