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则这些条款其实对中西双方都存在有利之处。

奕訢聪颖通达，明辨是非，被称为“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不过他也有着自道光以后爱新觉罗家族子弟几乎共通的毛病，即缺乏作为政治领袖应有的气魄和胆识，在这方面，文祥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

文祥进士出身，曾因京察考核优等，被“记名道府”，也就是有机会到地方任行政长官乃至成为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愿远行，所以请求留京任职。他虽然在六部的任职只是侍郎，但实际已为军机大臣兼内阁学士，不然咸丰也不会在出逃热河时特命他署步军统领，负责内城守卫。

自和议期间奉命留京起，文祥就成为了奕訢的得力助手。举行签约仪式时，他也是除奕訢之外洋人所关注的重点，洋人对他的描述是“一个一品老官，留着长胡须，眼神中闪烁出矍铄与睿智”。

文祥办事认真负责，不怕别人的批评，被认为是文庆之后最能干和最有魄力的满臣，有人甚至把他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相提并论。在文祥的支持和鼓动下，奕訢、文祥、桂良等人联名奏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并由奕訢亲自兼任领班总理大臣。

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只有理藩院和礼部对周边的藩属国、少数民族进行管理。鸦片战争后尽管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然而既非正式官衔，也无专署，而且所办外交事务仅限广州一口，其他各口均由当地官员直接处理。这种本身就蕴含着重大缺陷的体制非但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引起了更多的中西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南京条约》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第二次鸦片战争即由此而起。

总理衙门只能算是外交部的雏形，本身有着许多遭垢病之处，但它确实提高了外交部门的地位，在避免中外决裂方面更是起到了很大的缓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