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回成命，有的话说得颇为尖刻刺耳，完全可以视为唐突无礼、无视纲常的表现。

如果放在以前，如此不顾忌讳的大臣极有可能人头落地，流放边疆或送到宁古塔为奴都算是轻的。可现在不同了，自从“巡幸木兰”的面纱被无情揭开后，咸丰好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里里外外都被别人看得透透的，他确实无话可以反驳，更不用说对直言的大臣追加处分了。

皇帝的威信一落千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装傻充愣，将奏疏全部“留中不报”，但这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大臣们的勇气。1860年9月11日，群臣再次会衔上疏，这次他们使上了撒手锏。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大将石敬瑭向契丹求援，并在契丹援助下灭掉后唐，自己做了皇帝。到了宋代有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掳掠北上，金人又将张邦昌推到前面做了皇帝。

群臣在上疏中将这些例子举出来，分析说咸丰北巡后，英法需要找到政权满足他们的要求，必然会另立一人做皇帝，就犹如历史上契丹立石敬瑭、金人立张邦昌一样，到时不仅咸丰自己的皇位不保，就是大清帝国两百多年的基业亦将毁于一旦，“皇上何以对列圣在天之灵乎？”

大臣们的这些奏疏不但是讲历史，更是在影射现实。那年咸丰与恭亲王奕訢兄弟失和，奕訢被逐出军机处后遭到闲置，从此郁郁不得志。前往天津谈判的桂良是奕訢的岳父，这些大臣充分发挥想象力，把桂良、奕訢和额尔金联系起来，认为额尔金以咸丰违约失信为由，又乘机将咸丰赶下皇位，令奕訢继之的意图，而奕訢也很可能成为石敬瑭、张邦昌的翻版。

除了会衔上疏外，工部尚书彭蕴章、大理寺少卿潘祖荫分别单衔上奏，语调一个比一个激烈，不是“国君死社稷，上欲何往？”，就是“上何以面对祖宗？何以面对臣民？”，他们还要求咸丰当机立断，将“误国诸臣”予以罢斥。所谓“误国诸臣”，暗指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