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胜利的一方，额尔金和葛罗在谈判桌上向他提出了比以往更为苛刻的条件，除继续坚持要入京换约外，又将军费赔偿增加为八百万两，并要求在《天津条约》中增开天津为商港。

消息传到京城，大臣们议论纷纷，多数人以为英法既如此狮子大开口，就不应该再与他们讲和。咸丰受到朝中舆论的影响，又仗着僧格林沁部实力尚存，于是决定不予让步。1860年9月7日，他给军机大臣和王大臣绵愉、瑞华、端华、肃顺等人下达朱谕，流露出欲与英法联军决战之意，并提出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僧格林沁、瑞麟同时接到谕令，被授命统一调度通州一带的军事，“厚集兵力，以资攻剿”。

自此以后，咸丰接连给僧格林沁发去两道谕旨，均以督促加紧布置通州防务为内容。饶是如此，他却并没有中止天津和谈，只是让桂良不得擅自答应对方条件。

桂良自然不敢不从命，但额尔金和葛罗也不是好打发的，他们在天津城外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军队，对中方谈判代表施加压力。法国统帅孟斗班甚至给法军士兵设计了一种头巾，说等他们在北京的街道上游行时，就可以戴上这种头巾以示庆祝。

桂良左右为难，尴尬万分，无奈之下他只好耍了一个花招，改口称自己没有全权，无法代表朝廷定案。额尔金这帮人不是第一天跟中国官僚打交道，早已见识过类似的“太极功夫”，对此极为光火。

9月8日，额尔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补给充足，我们的军队正处在最佳状态，而这些愚蠢的人仍旧故意冷落我，我不得不结束这一切。”他立即宣布中止谈判，并通过格兰特知照桂良，称英法联军“明天（9月9日）将向通州进军”。

收到这一杀气腾腾的照会，桂良大惊失色，忙向北京进行紧急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