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外国人打仗同样可以从史册中找到依据，康熙时旗兵中就有俄罗斯人。只不过这时的情况有些特殊，咸丰皇帝不提，就是英法美等各国也都反对本国侨民参加中国内战，英国甚至颁布法令，规定任何违反中立政策的英国人，都将被处以五千美元的罚款，外加两年的监禁。

当然，扎得再紧的篱笆墙也不会完全没有缝隙可钻。各国对待佣兵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尤其一些“不承担国际义务”的小国更是如此，比如上海的西班牙领事馆就允许菲律宾人在华从军（菲律宾时为西班牙殖民地）。美国虽然愿意维护它已公开宣布的中立政策，但它在上海连一座监狱都没有，除了少数重犯要借英国的监狱或自家将领的私邸进行拘押外，大部分被判有“较轻的重罪”的美国人都会被予以释放，而美国人在华从军就属于“较轻的重罪”。

自19世纪50年代起，上海码头上每天都停泊着大约三百艘外国船只，菲律宾和美国籍的失业水手、流浪汉、海军逃兵比比皆是，只要条件足够吸引人，招募佣兵几乎唾手可得。事实上，还在太平军席卷东南之前，上海就已经有了一个佣兵组织。

战乱时期，长江和附近海面上的盗匪极其猖獗，一般捕快根本就对付不了，于是上海捕盗局不得不以船捐作为主要经费来源，雇佣了一支名为“缉盗队”的佣兵组织。该组织的头目系美国冒险家、绰号“海军上将”的高夫，原为“孔子”号缉盗船的船长，受雇于衙门后，便带着由菲律宾和华人混合组成的佣兵干起了捕快的活。

“缉盗队”为使用佣兵开了路，但这还只是一个类似于警察的佣兵组织，并非野战部队。苏松太道吴煦、盐运使杨坊在继续雇佣“缉盗队”的基础上，开始谋划建立一支能与太平军作战的佣兵武装。

若按照做官途径区分，江苏巡抚薛焕是所谓正途出身，即通过科考走上仕途，吴、杨则都是所谓异途出身，头上的乌纱帽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