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湘募勇，但左李两军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三四个月才能投入战斗，同时奏调的张运兰军也尚在湖南。退一点说，就算这三支部队全部到位，也仅有一万五千人，加上鲍超等部，不过两万五千人。要执行三路东进计划，这点兵力根本就不够。

其实曾国藩在决定移师皖南，扎营祁门时，就没有马上东进的打算，他真正的用意，一方面是表示尊重朝廷保浙复苏的上谕，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太平军进入江西和皖南西部地区。

皖南现有兵力约万人，如果不守只攻，兵是不算少了，但让曾国藩伤脑筋的是，他帐下缺乏能够独当一面的将才。鲍超回四川探亲还没归队，左宗棠、李元度、张运兰均在湖南，李鸿章虽然已被曾国藩作为将才培养，可他既非湖南人，也没有亲自赴湘招募兵勇，而按照湘军“兵为将有”的特点，他根本指挥不动现有的任何一支部队。

自曾国藩移师皖南起，在将近两三个月之内，皖南湘军实际处于有兵无将的状态，打个比方，就好像一堆铜钱散落于地而没有拿绳子串起来一样。这对部队的战斗力有很大影响，曾国藩自己也说：“无好统将、好营官，虽百炼精勇无益也。”试想一下，倘若此时太平军借击破江南大营之势，全力进兵皖南，曾部是不是很危险？

曾国藩应该感到庆幸，那段时间，是上海牵制住了太平军犀利的攻击矛头。

十年前，上海不过是一座既小又不重要的孤立城市，十年后它已成为五个条约港中最大最重要的港口，相比之下连广州都黯然失色。上海的繁荣不是偶然的，在19世纪中期，长江下游是中国主要的丝绸产地，出口茶叶又多种植于江南丘陵，甚至于如果从上海取道长江销售鸦片，也比经由其他港口便利得多。有“英国官报”之称的上海《北华捷报》由此评论道：“上海是对外贸易的心脏，其他港口则不过是血管。”

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财源，尤其是在18